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徽贤许际唐老先生曾撰有《歙事闲谭》，其实许老还是很谦逊的，因为此书早已超出了“歙事”的范畴。许老不仅是吾徽一代诗宗，更是学识渊博的恂恂老者；他不仅恭谦，更难能可贵的是他能求真，而且还能无偏，所以，每当我拜读他主撰的《歙县志》等书均会感慨万分，总感觉今天仍有一丝人心不古的味道。我平时接触的徽籍也较多，今就狗尾续貂，来个《徽州闲谭》。当然了，我脑子里无丝毫欲与“泰山”比高的邪念，但也不想站在前人肩膀上去揽月摘星，因此，就纯当是茶余饭后的谈资，如有不足或缪误之处，还请各位方家狠批！
——王剑辉
记得歙县许雅初先生逝世时，某首挽诗中有两句是这样写的，“富贵声华俱梦影，故惟淡泊契天真”。是啊，，这与父亲淡泊名利的心态还是分不开的。故宋代徽贤詹初也曾曰：吾乡有许姓小儿，三四岁服饰上就挂满金银，如此以往，如何能成大器？所以说，熏陶也是双面的，，再来看这首挽诗，就知道在为人为学过程中心态才是最重要的；父为子率，为人师表也是最重要的。
婺源月亮湾之名不知何人所取？应该说还是较有创意的。可当您读完南宋王炎的《双溪类稿》后，您就会惊讶的发现，原来古人早把广告词都想好了，“割锯一弯风月”，您感觉意境如何？
许多人把徽州人不杰、地不灵都归咎于岳飞，说他破了风水，照此说，那岳飞就应该是宋代堪舆大师了，更应该在吴景鸾、董德彰、宜春杨门之上啰，那他为何不修复自家风水，挽救大宋江山呢？其实啊，自古就有那么一些人喜欢整天捕风捉影，但有两点我们必需清醒，一，，是《宋史》上大名鼎鼎的胡宏休；其二，观龙脉需娴熟到穿透山体，而且藏气不是固定的，它是会活动隐跃的，因此，堪舆之说多不足信。所以说，岳飞“徽州破龙脉”本属无稽之谈！
为何中华五千年长河中就仅有数位圣人，究其缘由就六个字，“通而不善变通”，故徽州充其量也只是产产鸿儒；而儒又被程朱等鸿儒所拘谨，所以徽州的儒也就像郑坑人家种薯，越种越小。究其根源，还是“不会变通”。如果不信，我们再来回眸过去，明代的洪垣善于变通，故名闻天下；清代的戴震也善于变通，故名震东南，所以说，儒也是要善于变通。
如以宋元明三代来观之，新安医家当以王炎、张杲、鲍国良、程文炳、陆彦功、汪机、程玠、江时途、汪宦、徐春圃、吴三石（花桥人，古属婺，今属休）、毕懋襄、周士先、汪昂等在当时影响巨大，虽然许多今已无著述遗存，但毕竟还是瑕不掩瑜的。
歙人王寅堪称“徽州李青莲”，或“明代诗仙”，因为两人才情均神似；而“明代汪华”则非婺人汪同莫属，因为长相、性格、经历、事业都如同是汪公再造。
徽州究竟有多少“程朱世嫡”，随手掐掐，名气大的也有百来个。婺源：李僧、滕恺、滕洙、朱松、程鼎、朱塾、滕珙、滕璘、李季子、祝直清、汪会之、程洵、江润身、滕和叔、滕武子、程龙、汪宗臣、程显道、祝穆、朱小翁、祝洙、胡升、许月卿、胡方平、胡一桂、胡炳文、程直方、江恺、汪炎昶、汪叡、詹烜、戴铣、余懋衡、汪应蛟、汪绂、余元璘、汪钢、戴大昌、余龙光等等；休宁：詹初、汪楚材、汪莘、程珙、程永奇、黄何、黄智孙、程若庸、吴浩、程钜夫（祖籍休宁）、陈栎、倪士毅、吴彬、赵汸、朱升、程端蒙（德兴籍，祖籍休宁）、黄泽、程荣秀、黄泽、汪循等等；祁门则有汪克宽、汪楂山等；歙则有“三吴”等，所以说，程朱理学孕育出了这么多的名儒，并且也编撰了一大批煌煌巨作，可想而知，这绝对是渗入徽人血液，透骨入髓的，因此，每一次徽州的学术松动都是举步维艰的，更别奢谈变革了。在此，我们也可以回过头来想想，戴震真的是很不容易的。
徽俗素节俭，故常用绿豆粉做“土鳖”来款待贵宾，这也为徽州赢来了“盐豆”的外号。
松萝有两种，一种是攀附于松枝上的药材；而一种是大方和尚于休宁松萝山发明的松萝茶，故当时休宁闵氏深得其真传，并名闻于北京与西安，董其昌还曾亲赠匾额。
蜀道难，难于上青天；徽路难，因为徽滩在天上，这其实就是徽骆驼的真正来源！
“饥肠空叹饱文章，疫鬼欺贫命又亡。莫向阎罗舒愤语，男儿来去本寻常”。这是清中徽州某儒的《梦弟诗》，看看当时的学人，这是何等的淡泊，何等的超迈！
今人都听说过松萝茶，可真正的松萝又是怎样的呢？明代徽人是这样描述的：“色如梨，如豆蕊，纯香。饮如嚼雪”，而且品种越优良，其色也越白，泡在杯子里一宿，早晨拿来一冲，绝无痕迹。可能今天许多人以为这是古人吹嘘的，其实啊，“茶欲白，墨欲黑”在徽州来说是万颠不破的定理！
灵岩四洞自古就号称“东南第一”，江峰青更称其为“地球的又一奇迹发现”，种种这么多的溢美之词，还包括独孤筠、张大直、王维、宗泽、岳飞、朱熹、齐彦槐等大文人的数百篇赋诗题刻，最终加起来还抵不上婺源一乡野农夫-----戴凤仪。所以说，不仅高手出民间，就连大诗人也藏在民间。
徽州篆刻至休宁何震开其基，歙县汪曼容又继之。而休宁詹濂、汪大同不仅精篆，又善唐人红文，至此，才真正称得上是“皖派篆刻时代”！
今人一提明代抗倭，常不忘俞大猷、戚继光、胡宗宪；而当徽人一提明代抗倭，则只会记得胡宗宪；可福建人一提明代抗倭，则永远忘不了徽人游震得，这又是为何？公道自在当地民心！
宋代的歙徽素有“汤鼎”之誉，有许多人还真不愿来歙徽地为官，您看，百分之九十五的官司不是“争坟地”，就是“告伐墓木”，要么就是“告牛误食坟头青苗”，可如今好了，只要给钱，爱掘哪都行！
古人均尚北梨，即今砀山一带的。其实，徽州歙县一带所产雪梨较北梨实有过之，但与饶州德兴的“斤九梨”比，则均有不及。
明代徽墨名家，以罗龙文、程君房、方于鲁为最。而方于鲁喜于“巧”上做文章，又因与汪道昆是姻亲，故“名”震宇内。时间虽已过去这么多年，可他的“虚名”至今仍难磨灭。所以说，虚虽能生“名”，但无论是谁，哪怕是汪道昆这样的一代通人为其奖饰，可“名”中的真污也是会随“名”万古长存的。
什么是徽州女人？什么是徽剧？那是一部讲述了一位徽州遗孀在观看了《双冠诰》后，毅然将三位继子抚育成人并连续考中进士的不朽传奇！其实这段传奇就发生在清乾嘉年间徽西南的董家！
天下氏族惟王最盛，还最难考；徽州氏族惟汪最盛，也最难考。
清代崇朱者对“陆王之佛老”、“陈同甫之管商”、“竹垞西河之考据”、“袁枚之词章”都尤为反感。究其根源，就是因为此四大家不该与朱子为敌。如以我个人观之，这就是典型的借着朱子来进行人心蔽锢。既然朱子的思想是根源于人心蔽锢已极之后的一次解放，那后人为何要用他的来蔽锢别人学术呢？这不是与朱子的初衷相违悖吗？
徽州完人汪应蛟曾曰：立千古志，竖千古品格，毋以真豪杰枉过；开千古眼，览千古人物，毋以假英雄瞒过；考千古学术，求千古正印，毋以淫遁词混过。他既是这样说的，也是这样践行的，所以千古流芳！
南宋徽贤王炎曾曰：小人之情，得意则颉颃自高，少不得意则摧折不能自守。此语一针见血，直戳小人根处。
徽贤曰：精学者如隙中观日；汎学者如空处观月。此说确实很有见地。所以说，汎学者多喜假大空。
休宁曹泾是元代著名学者，在徽州学子中享有崇高的威望，学子们为何要尊崇他？还是因为他的实在。他在门生下笔之初，每告诫要“语直字少”为事。因为直说则意见少，少则病不多。
江永与戴震最大的区别就是，江永之文平易如实，人人可读，人人皆晓，足裨后学。所以我说，我们今天只是捡回了一个小戴东原，扔了一个大江慎修！
徽人都知道朱升号“枫林”，人称“枫林先生”，其实朱升还有三个号，但此三个中用得多的还是“墨庄主人”。
徽贤陶行知说：教育不是造神，而是创造真善美。可为何今人还是那么喜欢崇“神”，拜“神”呢？究其缘由，还是南宋徽贤吴儆说得好“物能眩人，以不识耳；神能惑人，以有欲耳”，清代歙县“名医”蒋紫垣有个“解砒神方”被吹得神乎其神，后来才发现原来很普通，就一味防风，只不过蒋紫垣悟得紧，善炒作，故最后不得善终。我们再来看看休宁程宗猷（字冲斗），真正后人公认的明代武术宗师，可他却把他的武术精华著作取名为《耕余剩技》，还自愧“莫敢窃少林美名”，这是何等的虚怀若谷，也是真正的幽兰不畏深谷。所以说，世上从来就没有神物，只有平凡才最神奇，几乎所有姓神的都是为了眩人耳目！
婺源人都说南宋宰相马廷鸾是入赘于甲路张家的，其实此说还是难以成立的，因为甲路张家还有三兄弟，所以说，张家只是纳马廷鸾为婿，因见其家贫，只是分了给他一点田宅而已。
徽州人素重风节，您看，汪鋐与殷正茂就是在此翻了跟斗，但殷与汪根本不同一档次，汪的器局、学识、魄力都是一等人物，可为何不为除江永之外的传统徽人看好，其实就是不该听了今人“大丈夫能屈能伸”之言！
南宋休宁人程珌虽官至内相，但却曾发出过“富贵百年事，功名千载人”的感叹。我认为他发此感叹是由内而外的，当然此“功名”是立功的功，青史留名的实名；到了明末，婺源余懋学也发出了“做人就要做身后人”的感慨；无独有偶，到了清中，汪绂又发出了“不争一时，必争千古”的感叹。此三贤虽然层次都不同，但他们都在用自己的亲身体会来告诉我们后人一个道理：人不只是为今天而活着，我们也可以来学习他们，也可以来碎身荫后人！
族弟王君是块研究徽史的好材料，虽然他只是个八零后的农民工，可他对清代徽州人文的研究已完全可登“堂”入“院”，以致很多院校的教授都向他发邀请函。闲聊之余我也常劝他，可以把家族史先留待他人去研究，因为只有这样，您才能更无偏，您的视野才会更开阔，当您哪天再回过头来看我们王氏的家族史，那简直就是徽海一粟，而且还会有别的一番领悟！
中国堪舆学与命理学的两大巨著，或者说是集大成之著述都是徽州人所编撰，可《山法全书》刚出版不久就被隔壁村的江永给批了，或许今人会有些不解，文人就当相惜嘛。但我感觉江永批得很对，其实，“纠讹辨误”才是真正的文人相惜，不然流毒必会遗害千年，文人一旦著书立说就要自己为自己，并且还要为后人负责任！
凡读过朱弁《曲洧旧闻》的都能深刻领悟出“十个指头不一样长短”的道理。所以说，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与天赋，如果自己没那天赋，在那领域无论您如何勤奋，无论您把自己说得如何如何，可最终都会是平庸之流。因为悟性既没法遗传，也没法后补，所以人千万别与与自己没天赋的行业去较劲，如果那样，最后吃亏的还是您自己！
明代休宁人程文恭素有灵异质，少年时就常梦到度海，后由诸生任西安训导，未几年，果迁辽东海州卫教授，当他到了辽东之后，发现眼前所见则完全如梦中，故作《破海诗》以纪之。
八十年代的新安医学研究会曾误将元代针灸名医王国瑞列为“婺源人”，这其实是受了《四库提要》等书的影响，但只要我们读过《医镜密语》就很清晰了，还有一点，只要弄清王国瑞的字号也就水落石出了，还是那句话，王国瑞，地地道道的婺州兰溪人。
徽人姚际恒为何会专业于辨伪，那是因为古人今人都太尽信书，而且还很胶固，直至成一根钢筋。其实，从徽贤朱熹、马端临（寓贤）、汪舜民等开始，徽州古籍辨伪学就开始萌芽，只不过至姚际恒才集大成。
从休宁东甲桥碑刻可以看出，徽州每造一座石桥，常“雇工闵岭，采石万安等地”，所以说，只要是大河两边的石窟洞穴，只要有凿痕，十有八九都是修桥筑岭用了的，要“谜”也是自己迷糊了，蹦个噱头而已！
徽州之野产异竹，猫头竹多产祁门、筷子竹则多产于婺休，而我所目见的只有二处，一是思口高井山；二是凤游山。但我还是认为，筷子竹还是婺休所产最多，不然朱元璋就不会去惦记着它了。
五谷树其实不难种，因为古金陵也有很多，但从徽州文献可以看出，徽州所产则以婺开交界石耳山最多。
开化进士方豪才华横溢，同时也是徽州方氏后裔，但方豪自恃才高，从不把朱子书籍放在眼里，有次乡试结束，心情大悦，对他的同窗说：“吾在场中悟得敬鬼务民是智者之事，先难后得是仁者之心”。他刚说完，同窗们抚手大笑，原来方豪说的都是《朱传》中的家常话，所以方豪不得不愧服，从此，对朱熹也刮目相看了！
归德陶世名曰：俞天倪，徽州人（注：婺源汪口），景定元年登第，授以芜湖府，摄本邑事。有宗室与樵夫争路，讼判曰：据仪制，贱避贵，樵夫当让宗室；若论轻避重，宗室合避樵夫。其实这与王炎湖州讼判之“汝为天子亲，犯天子法；吾为天子臣，用天子法”实出一辙，所以说，什么叫不畏权贵，这就是，而不是嘴上说说，做做样子的。
明代有这么一说法，“休宁之世家，商山吴氏为最；商山之胜，醒堤为最”。由此可见，渔梁坝与醒堤都是徽史上著名的水利工程。
元代歙籍名儒郑玉为何被世人誉为“东南大儒”，这不仅仅是因为他的学识渊博，最重要的还是因为他能“富贵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”，当四名明军挾着他，逼着他给邓愈下跪，可他的膝盖却至始至终没弯过，什么叫锥金锻铁？什么叫大丈夫？这就是！而不是诗文中自己把自己写得怎样怎样的有风节。
新安文献，实任昉开其先；徽州之显，实从朱熹始。其他的，什么这个“祖”，那个“祖”，都是上不了台面的。
今人都知桐城“六尺巷的故事”，其实徽州也有类似的故事。明初，詹同已官至翰林承旨，地位够显赫嘛？当他得知家人一封家书只是为邻人侵地一事时，他其中有两句是这样回的：“四邻侵我我从伊，毕竟须思未有时”，所以一时传为佳话。
，可他的家乡情结还是特浓的，当他得知胡伯恭要赴婺源任州判，还拜托其代扫祖墓，并赋诗曰：“一溪环郭万峰奇，临壤图经岂待披；邑户采金归禹贡，蛮商怀贝谒萧祠；先声警俗山无盗，后日寻春卷有诗；松柏城南托京兆，宗元聊解故乡思”。思乡之情油然纸上，一生曾三次赴婺祭扫祖墓，这在徽州史上也是罕见的。
舒璘是徽史上当之无愧的第一学官。
朱熹《观书有感》中的方塘既不在闽，也不在婺，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，但是否徽州就无方塘呢？答案是“有”，那就是“流塘”！只不过前者是梦，后者梦已成真！
徽州蒋氏均源于会稽，而始祖是蒋俨。
詹轸光，明末学者，官至知府。可他却常叹“乡无善俗”，最后干脆入了佛门。由此可见，我们所看到县志上的许多东西未必是真实的，但有一点，婺源四角人的性格也是有偏差的，所以古人说，婺源东乡大畈、鳙岭（今曉鳙）人较隔壁乡镇的更为忠信仁义，也不是无道理的！
朱熹是这样阐释佛道的：佛家偷得老子好处，后来道家只偷得佛家不好处，譬如道家有个宝藏被佛家偷去了，后来道家却只取得佛道瓦砾！听完朱熹之言，我笑了，怪不得，从此佛家就说“我佛慈悲了”，原来是赚了道家的蝇头；怪不得道家从此就爱说这“神符”，那“神功”了，原来是舔了佛家屁股，又怕跌鼓！
如果说以狂狷异端著称的罗心隐终结于休宁、祁门，那纯属是个偶然的话,许多人都说可以理解；那黄道周于婺源被捕呢？从中我们可以看出，当时的“程朱理学”只是束缚人的思维，捍卫与修饰所谓的正统，并不能激发徽州士子民众维护人间正义的激情，要不然，黄道周这样的忠良怎会落得此结局呢？为何会有那么多徽州士子去举报那些复明义士呢？
朱熹与陈同父云：真正的大英雄，却于战战兢兢，如履薄冰中来之，如血气粗豪，一点使不得！听完我乐了，这点别人都可能做得到，但朱熹您却难做到，因为您本出了名的狷介，所以您只能当鸿儒，当孔子老弟！
徐渭对其徽州友人说：“吾书第一；诗二；文三；画四”。其实说这话时他心里好苦啊，心里不是滋味啊，因为其好友根本不能理解他，因为他当时根本不是靠卖字谋生，但他的字确实精奇伟杰，远在诗书画之上。所以说，人赖以谋生的都是其弱项，绝不会是其强项，有些事也只有自己心里最清楚！
孙承海，休宁草市人，明代典商，因常积阴德而被授“鸿胪寺序班”，但他从不以此为荣，仍坚称自己是典客，他说；“吾不识金马门作何状？” 这种心态是何等的淡泊，我们再来看看今人，名片、博客简介、办公室都是这会员，这代表；那理事，那委员；这又副会长；那又名人合影，名人题词，唉，活得累不累！
《何中丞家传》曰：徽多高赀贾人而勇于私讼，不胜不止，又善行媚权势。许多人一听这话就不高兴了，其实有关这样的描述何止千百条，要知道，徽商也是食人间烟火的，世上本没有神，都是人，这很正常！
为什么大多徽儒都甘于贫困，其实这里面是大有文章的。个人认为，人的智慧与灵感犹如云中闪电，愈落低谷而性灵愈出。所以，无论您做各行各业，一旦名利心重，您绝对会在技艺上走下坡路，这是绝对的。艺术家、文学家等等都一样。
于谦是历史上公认的名臣，至今对他的非议都很少，但也有两个与徽州有关的人对他提出了异议，一是程敏政，一则是原徽州知府彭泽。程敏政称于谦，隐然拜相；彭泽则只说了六个字“公之首，罪之魁”。
元代的徽州父母官大多都是一流的书画家，如休宁知县唐棣的山水；婺源州同知李祁的大字，婺源州知州宇文公谅的行书都名噪一时！
方懋德，徽州歙县人，明永乐乙未进士，，全凭政绩打拼，从太常博士做起，兢兢业业，一步一脚印，努力了三十多年，才擢升为湖广参议。所以后人称赞曰：阅历如方公，声望如方公，德才如方公，世有几人？
程一枝，休宁泰塘里人，著有《程典》。曾曰：大作，我做不来；作小，又不能扬祖宗功业，只好就从事大小之间了。
胡富，绩溪人，明成化戊戌进士，为官不畏权贵，裁冗食，祛风弊，两袖清风，剔历中外四十余年，始终一节，朝廷内外均推重之，这很不容易啊，不是一天二天，而是四十年如一日。
徽州姚氏的发源地是休宁首源，婺歙姚氏又均从此迁出。
元代徽儒陈栎曰：堪舆之学非惟无益于人，反深遗祸于人，堪舆之学非惟不灵于人，亦未尝灵于己。其实此说是十分正确的，郭璞被誉为“葬书之祖”，自己连子孙却难免于祸。所以说，只有天知道。
苏曜，苏易简裔孙，休宁人。他尝曰：吾家世业儒，以忠孝为尚，当勉励无坠。作为状元兼宰相之后，他既没去吹嘘，也没去自以为豪，而是一生继承忠孝家风，教授乡里。当他逝后，后人整理其遗书时才发现他曾著有《地理启蒙》、《五星索隐》等著作达十几种，什么叫不辱家风，这才是，他既没给祖宗丢脸，也没给自己丢脸！
汪循，徽州休宁人，他一生笃志清修，不入俗，也不融于俗，虽官止于京兆（还是副的），但他清誉满天下，在他逝后，一朝名流达数百人都为其书挽诗，真可谓国朝重器，沧海遗珠！
明嘉靖初，徽州士风最厚，如绩溪二胡、婺源潘鉴、潘潢、歙县江珍、程旦、程远宜等均为其中的佼佼者，一言一行都有先辈风度，对后世陶铸之功甚大。所以说，士风常影响一州，乃至一国之风气。
明代歙县人江瓘曾曰：吾乡多泛驾之材。此说拿到今天早已过时，其实，今天徽州缺少的就是这种泛驾之材，真正有个性的都被称为“狂人”或“疯子”了，余下的都是留待编纸篓的藤条了。
南宋婺源名儒李僧曾曰：学者持身之道，知耻为要。此颇值得玩味！
徽谚曰：徽州风，一把葱，花簇簇，里头空。此语意在警示我们做人要实在，别太虚花，别净一把瘪鸟嘴，整天大言不惭！
晚明时期的京都流传有这么一句谚语，“记不得，问小许；做不得，问小李”。许是谁？许国；李是谁？李维祯。可见，许国与李维祯齐名！
清代徽贤曹学诗（歙县雄村人）曾曰：恻隐之心不必择人而发，择地而施。此语说得很对，但有一点，恻隐之心绝不能对奸诈小人而施，如施则可能祸害更多的人。
徽人多知道程冲斗是徽州的武术宗师，其实，明代婺源潘丝也不错，清代歙县丰南的吴扆晋更是武艺超群，尤其是其自创的剑术，更是名震湖广，为徽商的保驾护航起到过较大作用，如论清代徽州武术，则非吴扆晋莫属！
徽州有位明贤曾经说过：人欲求道，须于功名上闹一闹，方心死！所以说，满脑子功名利禄，满身满嘴标新立异，如何求道？
清代徽贤曹臣曰：汪曼容篆刻，即文三桥（文彭，苏州人），何雪渔（震）莫能及。
宋贤方蛟峰对徽州友人曰：流俗争名者，风斯下！此语很值得今人深思。
古徽州也盛产白酒，哪的最好？“歙县沙溪为最”。
汪道全，婺源大畈人，明中期著名书法家，有“今日赵孟頫”之誉，时徽州碑刻多出其手。
明代汪本仁自谓无所用于世，拿镜一照，哦，像眉毛，故自号“眉轩”，这就是婺源大畈眉轩的来由。
今天我们对“明经胡”的理解还存在很大误区，以为今天婺源考水胡姓人都属明经胡氏，其实不然，考水只不过是明经胡氏的发源地，就考水村，明经胡与常侍胡的比例大约是1:10左右。再说句实事求是的，明经胡裔孙主要分布于婺源太白，段莘；休宁演溪；德兴；黟县西递；歙县南乡；绩溪；鄱阳等地。还有一点，古代婺籍道士中的胡姓几乎都是明经胡。
常读徽籍著作的都会发现，徽州学人，特别是有真才实学的大家，他们的言语也越朴素，越不拖泥带水，绝无一字一言有哗众取宠，标新立异之义，这又是为何？因为他们就像如是满缸的水，谁都能感觉得到，根本不用心虚，更不必去拼命滉荡给别人看，以吸众人目光。
徽州是朱子之乡，但我从不引以为豪，因为对朱熹考证最透彻的是马鞍山人，对朱熹精髓领悟得最深的也是无锡人（钱穆），只有对朱熹解释得最清楚的才是徽州人，您叫我们怎感觉不惭愧呢？
徽谚曰：果中易生者桃，难实者橘，但未见世上橘少而桃多。这又是为何？其实寓意深刻！
，其中我认为“慎交”一条尤为重要，所以我也认为，“宁做孤家寡人，不交狐朋狗友”还是正确的，因为世上“入错圈误人或误己”的事太多了。
婺源虹关“世界第一长人”是事实存在的，身高“九尺四寸”，曾于沪上虹关詹公五墨厂打工，原上海知县也曾亲眼目睹过他的“长容”，且见衙役很胆怯，后跟着经纪人周游欧洲列国，并享受过今天大使的隆礼。所以说，这也叫有一寸长必有一寸露！
徽谚曰：天下有贤人，无贤族。不知我们今人看了心里是否会打梗，其实我们自己心里比谁都更清楚，只不过舍不得祖宗那顶炫丽耀身的帽子而已。
徽人常喜欢把“五百年前是一家”很当一回事，那我告诉您，黄宗羲、吴承恩、方以智都是婺源人，谁领养过？朱淑真、周馥是婺源人，我说您会信吗？别的又算得了什么呢？
徽州史籍对南宋大儒“王炎”可能还有缺载。王炎，婺源武溪人，太原王氏后裔，官至军器大监，勋至光禄大夫婺源县开国男，而且还曾被封“安国侯”。
今天徽人常喜拿巴拿马万国博览会来说事，说这个获金奖，那个获金奖，其实当年整个大中华就获得那么21个金牌，但有一点，“上海茶叶协会的祁红”，“上海益芳公司的峨眉雨前茶（婺绿）”都获了金奖。
古徽州府衙由大函楼，问政山房，仪门，卧室等组成。
大函楼原联：谈风月；居高明
问政山房原联：稼樯艰难怀古名山思问政；文章缘饰微吟流水赋新安
卧室原联：何忍鞭笞誇健吏；试从衾影问初心
南宋时的徽州有这么一句“广告词”：文公阙里，彦章乡州。
文公是朱熹，大家都清楚；彦章是汪藻，大家也清楚。但就是如今不想用了。
徽州淘金最早的文献记录是元至正末年。
今人常说“九世同堂”，以为是人间至福，其实早在北宋婺源就有了“彩衣堂”，只不过被埋没了而已。
元代休宁籍隐儒倪士毅曾曰：吾乡之称名族者，以龙江吴氏为首，非特尚其家世之盛，尤嘉其诗书之传不坠也。可见，龙江吴氏在当时还属休宁甲阀。
徽州史籍对余懋衡的记载还有一个小失误，其实余懋衡天启初年就已升任南吏部尚书。
古时徽州也重乡约，而且较它地为尤善，我们如果仔细研究一下，对今人搞这会那会还是有帮助的。
一：能择人。用人贵在实在，从不用虚花的。
二：能尚廉。排忧解难时勺水都不能入口，真正不拿群众一针一线。三：能和衷。
古徽州生态破坏也很严重，究其原因，一是棚民；可婺源并无棚民入驻，为何破坏更为严重呢？多垦山种了玉米。
徽人皆言“螃蟹浑身甲胄，凤凰遍体文章，蜘蛛满腹经纶”是程敏政与李东阳童时的“绝对”，这本是后人的附会之语，其实早在宋代就已经有了。
清代还有位非徽籍的砚雕名家，所雕也以歙砚居多，他叫王纯暇，落款多为“松樵”。
古徽州的神童有很多，远不止程敏政一人，如明代休宁临溪里的程涓，婺源理坑的余世儒等等，都有“圣小儿”，“小程篁墩”之目！
我常说徽州的高手藏在民间，也许很多人可能还不服气，原婺源金竹村有个叫程根本的老人，虽然只是个农民，七十多岁仍然手不释卷，五步能成诗，琴、棋、书、《易》、医无所不精，婺源历代先贤格言一口气能溜出数百条，堪称“婺源活字典”，记得读初一时，我常去他家听他说徽州典故。这是我亲眼目睹，亲身体会的。所以说，民间是真正藏龙卧虎之地，越是真龙他也越潜伏得深，而那些耐不住寂寞的鰟魮只会迫不及待的往水面上冒泡。
“协和昌”是徽州茶业老字号，而主人又恰好是我祖父的甥婿，所以我还是大略知道一点的，民国时，“协和昌”曾获过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与西湖博览会双金奖；“协和昌”购买了婺源第一台德国制造的发电机；“协和昌”也是婺源第一辆自行车的主人；“协和昌”还是江西茶叶学校（武口茶校，原为农场）的创始人；另外，徽州大规模人工培植珠兰花也是从“协和昌”的发源地婺源思口龙腾村开始。
徽谚云：做人要跌得倒，爬得起。此语还是很有道理的，特别是男人，更是要如此。不仅是如此，并且还要在哪个位置跌倒，仍从哪个位置爬起，只有这样，才不会枉活一生，而且，他人也会从心底尊重您，看得起您。所以说，逃避、转移都是心怯与没底气的表现。
徽州人常称水芹为“水英”，荠菜为“地英”；我也常称石菖蒲为“水石之精”，地黄为“土中之精”。
明代有两胡松，而且两人都官至尚书，其中有一个是绩溪的，但另一个有句话说得非常有警示意义：“区区财帛乃累心坏人之物，真如粪土；唯有读书修行，积隐善是吾至宝，水不能漂，火不能焚，人不能夺。”
徽州清流虽对张居正有异议，但还是一分为二的，今择一来说说。休宁程涓云：张江陵，才相也。弃父丧非孝，急子贵非法也，私家之罪重也，然议功于国，江陵尚可原也。从我所目见的徽人对张居正近百条评价中，惟程涓此说最经得住历史考验！
明中期，徽州盐商已开始进军中原，当时有著名的“三子儒商”，他们是：“松崖子”汪昂，“方山子”郑作，“梅山子”鲍弼。此三子均歙县人，今列出希望能补徽州地方志之不足。
婺源明经胡氏文化的弘扬与传承当归功于黟县西递村与《黟县志》，因为他们确实比婺源做得更好，在此，我也谢谢您们。
元代徽州文豪方回曰：人生值艰难，不如路傍草。此说可以理解，但我感觉路傍草生命力会更顽强，做路傍草也没啥不好；方回又云：人生如流丸，冉冉不肯住。其实生命就在于运动，只要心别冉冉往外膨胀不得住就行。
汪鋐是一个徽史上值得争议的人物，为何他会有争议？其实很大一部分还是与其儿子有关。所以我从骨子里是看不起那些玷污与影响祖上的清白的人，首先您要先问下自己，我的一言一行拖了后腿了吗？
徽州多阀阅世家，比如说，寓居泰州的休宁程家；寓居苏州的歙县潘家都是名震东南的，但如以土生土长论之，如休宁陪郭程信、程敏政家族；歙县雄村曹氏；绩溪紫金胡氏；婺源庐源詹氏；桃溪潘氏；考川胡氏；大畈汪氏；还珠里汪家等等都可称得上不同时代的“徽州甲阀”。
今天许多人都说“五显神”属道教，其实不然，因为唐宋元以来，全国各地来婺祭拜都是在四月初八，所以说，五显神当属“佛”，故徽谚有“四月八，拜菩萨”之说。
徽州婺源是中华五显神文化的发源地，唐宋元三朝尤显，但是，自古以来，由于商业逐利氛围太浓，这样反而阻碍了此文化的繁荣与弘扬，所以说，任何一种文化，其实都是在淡泊中孕育与发展的。
今人都喜欢嘴上说弘扬徽文化，文章里写着如何弘扬徽文化，那么，后人看到这些要问徽文化是什么？怎么都是空的”?那您该怎样回答？
若问新安重赋之源？当“归功”于陶雅。
若问徽州名山，黄白二岳名气最大；覆船山最奇；大鄣山（率山）最雄；高湖山最“雾”；角子尖最有“个性”；芙蓉峰（婺）、松萝山最有分量；，文公山，石耳山最会沾光。
今人都说江永遗书有27种，其实不然，嘉道年间，南京钟山书院还刊行了他的《乡党篇文》。
徽人论酒有“看米不如看曲；看曲不如看酒；看酒不如看浆”之说，此实为经验之谈。
当余懋衡将去永新赴任，临行前，父亲嘱咐道：“惟愷悌廉平为兢兢”。所以，余懋衡无论在哪为官都会牢记父亲嘱托，终成一代名臣。
后人都说朱熹书法是“曹体”，出于曹操。其实不然，因为世上曹书几乎不可见，惟有《贺师表》流传，所以此说还是值得商榷的！
纵观唐、宋、元、明、清，历任婺源知县，如论政绩，无人能出“陈金”与“赵崇善”之右！
据说宋代的龙尾砚可以数月不洗而磨墨如新；清代的龙尾砚用水一冲，灰垢自去；而今天的“歙砚”我只有切半夏片来磨了。
南宋五贤相（张德远、虞仲信、赵景温、游景仁、谢德芳）均为蜀人；而元代四宿儒多与徽州书院有关，而且陈定宇、胡一桂也都是徽州路人。
南宋徽贤有句《劝农文》说得好，“良农竭力尽分，胜过士大夫文貌虚伪”。把此语拿到现在，您们看还适用吗？有些人一部诗文还不如良农一颗红薯朴实与脱俗！
徽谚曰：人必无功名之心，而后才能成就学问；人必无祻福之念，而后才能建立功业。为何徽州近几十年没有大家？就是为功名虚花所累，潜不下心，也沉不住气，还缺乏刚毅！
清代徽贤曰：今人为文作诗喜用僻典以为生新；故作涩句以为入古。这说白了是迂腐，我们可以看看陶行知的诗，像唱歌一样，谁都爱读；我们再看看胡适的文章，别的就不多说了....
徽贤汪循尝曰：人心之险如太行；人情之薄似秋云。其实此语还是经得住考验的，因为历来都是如此。
世上凡物均有制克，不仅自然界如此，人与人其实也一样，所以徽州有“文无第一”之箴。
今天徽州许多人论茶，常喜以“虫眼”自炫，以为就某某高山有，其实此说的发明者只是一叶障目，不信，你可去看看徽州山谷（海拔300米左右）中的野茶，许多也带虫眼，也不穿透叶片，而且汤色与味都不让名山茶，这又是为何呢？
徽谚曰：出门人必有祖宗护佑。其实就是叫您行隐善，积阴德。别还真以为会有祖宗保佑。
后人常喜欢把徽人朱弁与宇文虚中一起相提并论，我感觉这对朱弁太不公平。宇文虚中虽贵为“国师”，可其节行，其文章诗赋都与朱弁相差一大截，所以说，二人根本不在同一个档次。
叶延年任绩溪县主薄时，虽糊窗纸也是自己掏银子买的，其清廉至如此，后人一直传为佳话。所以说，当官不在高，而在廉，廉则自能生威。
元代徽州路职官中擢升尚书的极少，好像就徽州路通判梁宜山一人官至礼部尚书。
赵汸，休宁龙源人，元末明儒。就其诗文也可与元代徽州文豪程文相伯仲，如其《近视诗》（文集漏载）更是写得妙趣横生，犹有身临其境之感。他十二岁时还曾写过一首《咏蟋蟀》，诗文如下：赤翅晶莹何处归，秋来清响傍庭闱；莫言微物无情意，风虎云龙共一机。
偶读邵雍的《渔樵对问》，发现里面有段话写得非常有警示意义，是这么说的：“天下将治，则人必尚行也；天下将乱，则人必尚言也。尚行则笃实之风行焉；尚言则诡诘之风行焉”。邵雍堪称是中国古代的“易圣”，他在著作学术上的每一句话都是值得今人反复推敲，千锤百炼的。这是何故？尚行，实写，不写假大空文。这与徽贤陶行知的“行知论”其实是同根同源的。
近代徽州有句民谚说得非常好，“讲求实业，当以提倡林学为先”。今人光知道嘴上天天说生态，其实早该给百年前的先贤舔屁股了！
徽贤余懋学曰：为学最患不真，与其伪中行，不若真狂狷。其实啊，狂狷之人十有十个都较率真，总比阴柔的，道貌岸然的强千万倍！
今天徽学研究者遗漏一个常识性的问题，大家都以为，清华是婺源老县治；。其实不然，婺源在咸通年间还在武口设过县治。
徽州古地方志认为：宋贤章如愚也应是徽州人。究其原因，是章如愚曾写过一篇传序，自称“乡人”，于是乎，修志者眼睛一亮，这么说，章如愚也该是徽人。什么叫穿凿附会？这就是最好的诠释！
当年齐彦槐写了幅楹联，他是这样描绘家乡翀山美景与家族显赫史的：
“得氏营邱，溯李唐同朝二相、在野三公（1），下迄宋、元、明，代有文人光海国。卜居翀麓，看梅里（2）排挞四山、环村一水，甲于皖、歙、婺，天开图画赛瀛洲。”
文如其人啊，什么叫大气，这就是当仁不让的大气，许多文人想学都学不来的大器，所以说，为人、为文，器局一定要大。
注：（1）：婺源齐氏源于德兴九都。唐代极为显赫。
（2）：梅里：位于今冲田村，原名梅源山，是婺源一方胜景。
今天许多人常被许国牌坊所迷惑，以为许国止于“少保”，事实上他是阶至“少傅兼太子太师”，官至吏部尚书、建极殿大学士，后来还被追赠“太保”，无论如何，许国已冲出了“三孤”，冲入了“三公”，成为了名副其实的“相爷”，堪称大明徽州之柱础。
有一封许国的诰命是这样评价他的：“原任少傅兼太子太师、吏部尚书兼建极殿大学士许某，博大清明、方严信厚、储英史局、纳约经纬、直清著于南省，水镜名于左铨....”，由于此诰命之前，《许文穆公集》已结稿，故未被收入文集，由此可见，许国真乃“庙堂之器”，“社稷之臣”！
今徽州歙县尚有许国牌坊与殷正茂尚书坊，但在这对巍峨的牌坊下，留给我们后人的不仅是荣耀的记忆，而且还有一丝悲凉。我仿佛听到了明万历徽州丝绢案中冤魂的哭泣与呐喊，虽然这对许国来说是瑕不掩瑜的，但对于殷正茂，那绝对是“浓墨重彩”的一笔。所以说，冤狱的根源不仅在于偏听，还主要在于私欲！
祝世禄也是明末东南一奇才，性也较狂狷，可他在做休宁父母官时，曾自书一幅座右铭来激励自己，座右铭是这样写的，“不居赫赫之声，宁为闷闷之政”，所以说，当时休宁的百姓是幸福的，因为包括祝世禄（无功），鲁点在内的上下三任知县也都是这样践行着的。也就是在此时，休宁百姓光歌颂这三位知县政绩的民谣就创造了数百条。什么叫百姓心中有杆秤，这就是！
婺源自古就有“书乡”之誉，可“书”去了那呢？我们如何去让别人体会与信服我们是书乡呢？没实物都是虚的。不然这些都将成为历史。如今可查阅得到的婺籍文献只有数百种（民国以前的），而其余的都在五六七十年代火焚水淹了。好像在九十年代初，、开文书院的古籍，可后来还是散落于全国各地了，所以说，婺源古文献的一线生机还在于这千种文献的缓慢回归。
常读清代徽州地方志就会发现一个问题，那就是“人心素古”，其实古人也是名利心很重的，此外，文人相“亲”也很严重。所以，许多真正有影响、有真才实学的好多都未能入志，如《婺源县志》就漏了朱木商家的一个榜眼与二个进士。
元代歙人汪汝懋是真正的儒医，他立言以治心，立方以祛病，立箴以治未病，这在徽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，每当读其遗书，我都感触很深！
某日看到一对傩舞面具，虽是柳树所制，又是东阳工，但风格上要比徽派的更为狰狞，更为轻巧。所以说，走出去，学进来，也是古徽州文化进步与繁荣的精髓所在。
徽贤余绍祉曰：宋儒谨厚嫌形迹之太拘，晋士风流恨神情之太纵，故无心则近自然，而作意皆入恶道。此语说得太精当。如今许多人想学不俗都学不来，一开口，一动笔，写出的都是“俗”字。这是为何？“有心还有欲”！
休宁陈定宇是元代大儒，与婺源胡一桂皆以讲明道学，见重于时（见《宋元通鉴纲目》）
今天婺源人常喜欢说胡炳文，而不爱提胡一桂，其实，胡炳文在历史与学术史上的地位还稍次于胡一桂、陈定宇。故《元史》只把胡炳文列于《胡一桂传》后。
如论元代徽州学术，当首推胡一桂、陈定宇、胡炳文。这其中，胡一桂是以象数与史学见长；胡炳文以有功于朱子与文学而见长；而陈定宇也是以羽翼朱子见长！
元代徽贤曹泾（休宁人）曾用四个字很朴实地评价陈定宇“学奥文萃”；元贤吴子靜（休宁人）曾用八个字来评价陈定宇“远尾濂洛，；元贤汪炎昶也曾用八个字从文学角度来评价陈定宇“不事雕琢，追配古人”。
金镇伯：号柴扉，休宁珰溪人，定宇高弟，云峰门生，克绍朱学。
陈光：休宁藤溪人，定宇门生兼从子，以“颖而醇”著称于时
朱模：休宁苦竹人，定宇高弟，励志苦学。后官至六安州判官，在任清正，州民感之；“文有史汉风，诗亦清丽”
叶大友：休宁阳干人，定宇高弟，为人实地，定宇器爱之。
朱克正：休宁里仁人，定宇高弟，后中进士，官婺源州判，卓有政声！
金若愚：休宁下东人，定宇高弟，隐居不仕。
叶龙：休宁城南人，定宇高弟。
程存：休宁人，定宇高弟，枫林之友，著有《太极图说》等。
程植：休宁汊口人，定宇高弟，枫林之友，见著于时。
元代徽贤曹泾（休籍）曾曰：作文各有各体，或详尽，或雄健刚毅，或稳妥，不可以一律论。盖文气随人资秉，清浊厚薄之不同而不同，则文辞也随之。此语说得非常精当。为什么说“文如其人”？这其实也是一个理，人清，文也清；人浊，文也腻；人厚，文也实；人薄，文也飘；人阴柔；文也扭捏；人刚毅，文也硬气。此外，这对于我们今天的教育工作者也是很有警示意义的。
倪士毅，字仲弘，号道川，休宁人（古赤丘村），元代名儒。他家境贫寒，淡泊明志，业儒为生，虽大寒大暑也未尝一日辍业，在徽州及黟县士子中享有崇高威望，周洪谟，赵汸对他都有很高的评价。曾著有《四书辑释》等书。
曹泾每次回休宁省亲，族人都会争相宴请，曹泾感叹曰：吃无钱之酒食，害有益之光阴。遂拂袖而去。这种气节在徽州学人中是非常难得的，我们可以看看，今天徽州学人基本都是在会海中消磨光阴，还美名其曰“交流”、“聚会”！
明代徽贤汪应蛟任天津巡抚时，有次当地官员宴会花了不少银子，事后汪应蛟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：“一桌酒宴费这么多银子，我感觉是在杀人，如果我们把这些银子省下，可以救活多少饥难民啊？”
明天启初年，明户部尚书尚书汪应蛟告老还乡，在回途中，他满脑子思索的是这几十年宦海生涯还有哪些地方做得不够好，哪些地方还有欠缺，于是整理起来，最后还上了一疏，“一代完人”是怎样产生的，其实就是在对自己的苛求与淡欲中诞生的。
如果说许国赠“太保”，入“三公”是符合常理的，那汪应蛟追赠“太傅”就是奇异了，因为汪应蛟二品才考满，追赠正一品是连跳二级，这靠的是什么？政绩、人格、感染力！
明万历年间“新安大会”最远的请柬发往哪里？陕西冯从吾家里，徽州学伯汪应蛟、余懋衡、范涞等都同时发邀请函，并派专人亲送邀请函。
婺源有一真正的“历史名鱼”是桃花鱼，“桃花鱼产婺源”早在古代就已成为共识！
个人认为，桃溪“一门九进士，六部四尚书”之说是来源于万历早期，如此联形成于明万历末年，那此联肯定会改写。
汪绂一生一天未曾入学，前半生几乎都饿着肚子读书，就是这样一种“贫不能移”的精神苦苦支撑下，他发出了“不争一时，必争千古”的呐喊，打破了古人“专一则精”的通律，一生著述达600卷，堪称皖省清代大儒著述之最，但他逝后呢？其实还是与生前一样的坎坷！
清乾隆二十四年九月八日，一代通儒汪绂走了
清乾隆二十四年十一月，才埋葬于段莘故里
同年十二月，唯一的儿子汪思谦也病危
同年十二月二十九，汪思谦妻詹氏先自尽以殉
乾隆二十五年，子思谦卒。
同年三月，门人余元遴作《婺源汪先生（绂）行状》，门生余元遴与女婿余熊照迎师母江孺人奉养于家。
乾隆二十六年夏五月，汪绂妻江孺人卒于沱川理坑。
乾隆二十八年，婺源文士董昌玙录汪绂遗书副本。
乾隆三十一年，门生余元遴献遗书于婺源郑知县，不受理。
乾隆三十二年，余元遴又献于新任婺源言知县，言准送藩司，，后藩司未受理。
同年秋，婺源漳溪人王廷言（顺德知府）在苏州刻刊了汪绂的第一本著作《参读礼志疑》，由于刊刻及时，此书后被收入《四库全书》，这也是汪绂唯一一部收入《四库全书》的著作，之后，王廷言还从婺源知县处要回原稿归还了余元遴。
清乾隆三十七年，安徽学政朱筠按试徽州，余元遴集婺源近百文士乡绅呈遗书于朱筠，朱筠读后大受感动，并亲撰《婺源汪先生墓表》，并请歙县名士刻石。
清乾隆五十一年，汪绂才入《续修婺源县志.儒林》
清嘉庆十七年，婺源董桂敷主修《清史》，董谏言“汪绂应单独立传”，但总裁官阮元素重汉学，不允，因此，汪绂入《清史.儒林》，只在《江永传》后。
道光八年，入婺源乡贤祠。
此外，曾国藩给了汪绂崇高的评价“国朝有数名儒，朱子后一人，无疑！”
所以说，汪绂生前虽未显，身后却一直在流芳。
徽州古韵之学肇始于南宋，到了清代几乎就已被淹没了，所以今人多以为徽州音韵之学肇始于江永，其实这是错误的，应该是至江永始兴，休宁戴震继之；而到歙县江有诰才真正集大成，就在此时，徽州音韵才达到完备而科学的水平了。
朱熹有一句话说得非常正确，堪称千古不磨，“天既降下祸乱，必会接着诞生平息祸乱的人”。什么叫一物降一物，什么叫大乱必有大治，这就是。
婺源江湾村有一联是这么写的：“惜食惜衣非为惜才原惜福；求名求利终须求己莫求人”。是啊，徽谚曰：求人做不得人，恏人取不得世，其实就是这个道理，此外，勤俭也是福之源。
徽贤余绍祉曾曰：孔明自比管乐，而人许以王佐；王莽自比周公，而世指为奸回，大言徒以欺人，公论自在天下。所以说，人千万别去自我标榜，也别去好高骛远，因为说的如何如何，远不如自己做得如何如何实在！
清代歙县名医江一兰的话我最爱听，真可谓字字玑珠。在我所读过的古徽州人所著的一百多种医著中，数他的最有真知灼见！一看就是临床精髓的升华，看不出一字大言与虚语，什么叫“医言”，这才是，而不是用文字去修饰那些“空洞”。
郑鉴源是民国徽州茶商的标杆人物，他创造了“一代茶王”的传奇。当徽州人，无论是谁，在上海没饭吃或无处落脚，他都义务馈赠与相助，，默捐无数，就是这样一个外国人眼中的诚信徽商，中国人眼中的慈善家与皈依佛门之人，可他的结局却是那样的，所以说，善有善报，也有“理”与“数”之分，虽然郑鉴源也走了数十年，可我见过民国版沪上发行的许多书都有“郑鉴源捐银”的字样，所以说，结局既是生前的终点，也是身后的起点，而“后人永远记住他”才是他身后还活着的意义。
古人云：端砚如德人，歙砚如俊人。我感觉这很有道理，但需细细体会，而非摆在书房附庸风雅。
宋贤胡三省曾言：棋逢敌手难藏行。许多人炒作与秀秀都是在门外汉多的地方或不懂装懂的人多的地方，而在内行眼中，屁股一厥，就知道他想放什么屁？拉哪种屎？还知道他准备拿竹片来揩。
北宋太平兴国中有一榜，只要您参加了，个个都赐进士，所以说，，假学历自古就有。
徽人中谁最早提出“知行合一”？明代婺源籍礼部右侍郎朱廷立。
人啊，五指伸开都不一样长，用于技艺也一样，今人都喜欢看最长的中指，如汪藻的小篆；程文的隶书；詹同的小楷；齐彦槐的赏鉴；潘潢、游应乾的刻书等等，都常被人忽视。
晚清婺源篁村人余鉴（清代名医余国佩之子）是个狷狂、豪放、风流的大才子，尤其是在江淮一带，曾名噪一时，深受旅居泰州的休宁籍帝师吴存义的器重，与歙县鲍侍郎齐名。他中过解元，入过翰苑，堪称前途无量的，可最后却摔倒在酒缸里，不幸英才早逝！所以说，自古以来，酒色是才俊们的最大公害，就如徽州，也有许多文士就爱沾染青楼女子，可最后呢.....
明代婺源江湾人江旭奇曰：人只要心生惭愧，就必定会超升。此语说得太妙了，今天为何有那么多人喜欢大言不惭，喜欢大言欺人以骗取虚荣，说到根子就是不知惭愧为何意？不知羞耻二字该如何写？
王世贞尝曰：吾平生有两违心事，一：心知绩溪功为华亭所压而不能白；二：心知新安之文为江陵所累而不能正其讹。究其根源，胡宗宪、汪道昆两人皆因阿谀被人抓住了辫子，故而被染上污点，所以说，风节二字不仅会影响人的一生，而且还会影响其身后。
历代新安大会，当以万历辛卯规模为最，此次大会聚于齐云山，由休宁人范涞，婺源余孝甫等主持，江、浙、宁、池、太诸同志达500余人，时休宁知县祝世禄曾赋诗纪此事。
徽州还有一历史茶叶品牌----“闵茶”，它产生于明万历末年，由休宁人闵氏父子所创制，当时在南京影响很大，但古今《徽志》都已漏载，实属憾事！
木之先花者为梅，水之初出者为泉，这又是为何？清之故！
徽地婺休皆宜杉，而惟歙县最宜松，所以说，如论渊源，当以歙最为绵长，此其实也是自然之理。
闵景贤，徽州休宁人，明代徽州著名刻书家。我认为，他虽然很低调，但在徽州刻书家中则数他贡献最大，因为他搜罗了三百多年来徽州布衣之诗，并编撰成《布衣权》，仅凭此点，他就能不朽。
魏瓘，歙州婺源人，北宋名臣兼诗人，小太尉羽之子。魏瓘不仅为官强干，诗也写得很好，他的那句“谁言岭外无霜雪，何事秋来亦满头”一直流芳至今。
元代徽儒唐元曾曰：医分十三种，“名”医多；时医更多；然而色医也不少。此语至今仍有警示意义，然总而言之，还是逃不出“名利欲”三字，既然自己心里有病都没法医，又何谈去为别人疗疾呢？
明初，徽人詹同与宋濂、乐韶凤、吴俊仲号称“中朝四学士”，而以诗论之，当以詹同为翘楚。
陈有守，字达甫，徽州休宁人，明代著名诗人，其于齐云山有许多题刻，但由于其“自号”太多，今人常易被混淆，他除自署“六水山人”以外，还尚有“天瀛山人”，“斗下老人”等。
南宋休宁籍内相程珌尝曰：休宁断崖鹅石之秀，江南鲜比。此语放至今日，仍然一点不虚。
南宋休宁学者汪莘《晦庵朱子祠堂颂》云：此晦翁如龙如凤，百世所宗。当我们今日再回首来读，就会发现，汪莘也是有一定远见的，要知道，朱熹的学术精髓已被后人所抽空，但他的精神何止六百年？
徽人素讲“善报”，但行善也须选对对象，假如一个善人挽救一个小人，那他的间接危害有可能是他行善一万次也没法为社会弥补的。所以，行善也需讲“理数”。
程永南，祖籍徽州休宁，元代名臣兼文豪。揭俙斯称其“为国名臣，东南第一”也非虚语！
END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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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来源及作者：婺源王剑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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