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程山七子”与“程山六君子”是两个不同的学术群体，但是有的人认识比较模糊，有的混为一谈，甚至将谢文洊加入在“程山六君子”里，便称之为“程山七子”，其实这是有误解的。“程山七子”与“程山六君子”在时间、人物、生平活动上均有不同之处，而且“程山七子”这个称谓名不见经传，在老志也上并没有记载，或者只是流传在坊间的一种称谓而已。而“程山六君子”这个称谓却是在《清史稿》和同治、民国等老县志上均有明文记载的，可谓是“载入史册”了。但是他们都可以说是当时邑中学界有影响的人物，说是乡贤也不为过。为什么“程山七子”与“程山六君子”“不可同日而语”，笔者根据《程山年谱》和老志以及有关资料，对“程山七子”与“程山六君子”的有关情况做些梳理和说明。
所谓“程山七子”其是指谢文洊、邵睿明、李萼林、傅与、甘京、黄熙、曾曰都等七人。在这里，谢文洊与其他六人的关系是平等的。而“程山六君子”指的是封濬、黄熙、甘京、曾曰都、汤其仁、危龙光等六人，其中没有谢文洊，因为谢文洊于“程山六君子”是属于师长辈分的地位。而这其中又有重复的人物，比如黄熙、甘京、曾曰都，既是“程山七子”里面的人物，又是“程山六君子”的成员。为什么呢？这自然就牵涉到了一个时间差和学术观点岐同的问题。
首先从时间上来说，“程山七子”这个称谓的产生以及活动要比“程山六君子”略早一些。谢鸣谦著《程山年谱》记谢文洊:“(顺治)四年(1647年)丁亥三十有二岁，避乱居乡始会友讲学。读阳明集，深悔从前之谬。是冬乃会同志友李仲闇(萼林)、曾若颙(有孚)、邵先士(睿明)、傅与(同人)、姚绳武、揭白波、曾悦生(秉豫)、甘楗斋(京)、曾樵阳等讲论良知之学。”这是见诸于《程山年谱》里最早的有关“程山七子”的文字记载。《谢程山集(一)•谢程山集附录(三)》(谢文洊著)也有记载在程山学舍:“时同讲学程山者，邑人邵睿明、李萼林、傅与、曾有孚、黄扉、甘京、曾秉豫。”从这些记载中可以得知，谢文洊与邵睿明、李萼林、傅与、甘京、黄熙、曾曰都等人开始的关系都是属于朋友、同事的关系，因为当时志同道合，便一起在程山堂讲学授业。那个时期，“程山七子”所讲之学是王阳明的“良知之学”(心学)。而自顺治六年(1649年)在新城(黎川)神童峰那次讲学辩论后，谢文洊接受了罗钦顺的理学观点，并潜心研究罗钦顺的《困知记》“一意程朱”起来了。而邵睿明、李萼林、傅与、曾有孚等人还是坚持在“心学”、“禅学”的路上走下去。注意，这个时间段很关键，由于学术观点岐同的问题，这个时间段便成了“程山七子”与“程山六君子”的分水岭。或者说，“程山七子”从这个时候已经解体，基本上已经不存在了。而从这个时间段开始，“程山七子”其中大部分的人便成为了“程山六君子”的成员。从《程山年谱》有关的记载来看，“程山七子”在一起活动的时间不长，“(顺治)四年(1647年)丁亥三十有二岁，避乱居乡始会友讲学。而自顺治六年(1649年)在新城(黎川)神童峰那次讲学辩论后，谢文洊便“一意程朱”了。他们前后在一起的时间就只有三年。可能是由于“程山七子”的讲学授业的活动时间不长，在社会上和学界的影响力不够大，所以有关史料就没有记载。
关于学术观点岐同的问题，笔者这样说是有据可查的。《程山年谱》有两段有关谢文洊评论的文字记载:“付同人(付与)作《禅根论》，大体规模亦吾儒正理，但文字奇幻，过于楞严。又谓其辩禅太急，务为安顿，有强探力索之象，而无宽舒融释之意。乃为改易之。”《程山年谱》记载谢文洊评论付同人的这段话时间为(顺治)六年(1649年)。
“曾樵阳癖于禅，先生(谢文洊)与之朝夕讲论，终不合。至是作书绝之。或疑为过峻？先生曰‘学术所关不得不尔’。”请注意，“先生(谢文洊)与之朝夕讲论”的时间是在(顺治)九年(1652年)。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，在谢文洊自顺治六年(1649年)起，确立了理学立场，43岁便旗帜鲜明地竖起了以“畏天命”为宗旨的大旗。之后终其一生“一意程朱”。《程山年谱》有记载曰:“(顺治)十有五年(1658年)戊戌四十有三岁居程山，始拈‘畏天命’为宗旨。”而傅与、曾樵阳等人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，自然而然就走的是另外一条路了。
但是学术观点的岐同并没有影响他们的关系，谢文洊对于付同人是很赏识的，《程山年谱》有这样一段记载:“先生于会中最服付同人，谓其见地超卓，胆力俱到。吾侪罕见其俦。”就是说，谢文洊认为付同人的见识、胆力属同一辈人中的佼佼者。这个评价不可谓不高。赏识归赏识，但是“学术所关不得不尔”，在治学的路上，他们最终还是分道扬镳了。
而“程山六君子”的情况就不一样了。因为自顺治十三年(1656年)春正月友人甘京称弟子。先是先生讲学，邑人讪笑。自经师封濬、进士黄熙及老友甘京折节后，所以，在治学的道路上他们分道扬镳是自然的事情。群议稍息，从游者众。从这个时间段开始，“程山六君子”与谢文洊的师生关系就没有间断过。他们奉谢文洊为堂主、师长，以“程山堂”为主要活动地点，开展了有声有色的讲学授业活动。期间，以康熙四年(1665年)三大掌门(南丰程山堂谢文洊、宁都易堂魏禧、星子髻山宋之盛)齐聚程山那场讲学辩论最为轰轰烈烈，影响也最大。《程山年谱》有记曰:“此会三山毕至，为当时最盛之举”。
关于“程山七子”之邵睿明、李萼林、傅与等人的情况这里一并做些介绍。
民国《南丰县志•儒林》篇对他们有记载:
“付与，字同人，明诸生。后布服同谢约斋讲学。约斋称其见地超卓，胆力俱到，同侪罕及。以不永年为与惜与。尝著《禅根论》，强探力索，奇幻如楞严。约斋为之校正以传，今存程山集中”。这样看起来，付与去世的时候是比较年轻的。《禅根论》为付与原著，是经过谢文洊校正后收入程山集的。
“邵睿明，字先士，明诸生,少颖异，留心小学性里（理）诸书,及长，刻意厉行，倾产脱兄难，出力脱人非罪，虽素不逊于己，弗记也。后山居讲学，不立门户，以为道本至公，岂容自私以成狭小，遂自号宏斋。文洊进之以毅，睿明应声曰：‘惟其不宏，是以不毅’。先后授业者至百许人，多博通宏远士。而梁份、汪瑶其最著者”。好个“惟其不宏，是以不毅”!从这段文字记载来看，邵睿明是个侠义、大度、有学识，不喜欢拉帮结派、搞小团体、而且很有个性有独立见解的人。连谢文洊想帮他的号改个字，他也没答应。若是一般人那就可能会唯恐求之不得了。
“李萼林，字仲闇，号深斋，偕弟芸林俱明诸生。规言矩行，居父丧三年，骨立侍母，大小必禀命。植义济人，至倾千金产不顾。常徒步百余里以访人才、收遗书为急。卒，葬白舍”。这是个中规中矩、至亲至善、仗义疏财、爱才(书)如命的人。
民国《南丰县志•笃行》篇记载:“曾秉豫，字悦生，号严斋。工诗、琴，精技击。避乱杏山，途中遇佳山水，辄籍草鼓一二操，林间盗出，攫其行李去。豫仓卒手一蓬连仆之，还，鼓自若。与兄秉乾怡怡友爱，奉母氏谭守节北堂者四十六年。母殁，兄弟哀毁骨立，庐墓蔬食。因讲求方书，著《伤寒辑要》行于世”。
所谓“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”，从记载上看，谢文洊交结的人都不是等闲之辈。只是因为学术观点上的岐同而分手。但是这并没有影响他们之间的情谊，曾樵阳死后，谢文洊就亲往吊之。
综上所述，“程山七子”的活动应该在(顺治)四年(1647年)前至顺治六年(1649年)这段时间。之后，谢文洊的讲学授业活动主要是和“程山六君子”联系在一起，并且是以“程山六君子”的师长辈身份在领导和指导着“程山六君子”,活动的地点以程山的“尊洛堂”为主。《程山年谱》记载:“(顺治)十有一年(1654年)甲午，(谢文洊)三十有九岁始馆程山，颜其堂曰尊洛。”《清史稿》和同治、民国县志对“程山六君子”都有记载。
《清史稿列传二百六十七卷•儒林一》记载:
“甘京，字楗斋，南丰人。负气慷慨，期有济於世。慕陈同甫之为人，讲求有用之学。与同邑封濬、曾曰都、危龙光、汤其仁、黄熙师事文洊，粹然有儒者气象，时号‘程山六君子’。著《轴园稿》十卷。”
“(黄)熙，字维缉。顺治十五年进士。文洊长熙仅六岁，熙服弟子之事，常与及门之最幼者旅进退。朔望四拜，侍食起馈，唯诺步趋，进退维谨，不以为劳。彭士望比之朱子之事延平。母丧未葬，邻不戒於火，延燎将及。熙抚棺大恸，原以身同烬。俄而风返，人以为纯孝所感。”
“(曾)曰都，字姜公。诸生。其学务实体诸己，因自号体斋。以学行为乡里所矜式。”
“(危)龙光，字二为。善事继母，继母遇之非理，委曲承顺，久而爱之若亲子焉。”
“(汤)其仁，字长人。著《四书切问》、《省克堂集》。”
民国《南丰县志•儒林》篇载:“甘京，字楗斋。初为诸生，后弃举业，与谢约斋讲学。折节称弟子。时邑荒且苦寇，京出力免荒税、均赋役、赈饥、画议平寇，皆得行其志。魏禧曰:‘楗斋萧然一布衣，而营心天下，以隐为士。其行谊胜经济，经济胜文章也。然京文原本经术南丰。自曾子固后，惟京不愧大家云。’著述甚富，行世者《轴园初稿》、《轴园》、《不焚书》、《家礼酌宜》。祀乡贤。门人吴士錩、李尹，尹字箴臣。錩，字汝成，与黄国望、封嵉、彭厚得、应其聪、谢德赘，皆后起之秀，彭躬庵极称之。京子表,自有传。墓在张坑,自志”。
甘京为人慷慨侠义，才学超群，且有傲气。清康熙五年（1666年），地方荒乱，甘京力请豁免税役，赈济饥民，深得乡人称颂。闽中县令闻其名，许以重金聘请甘京为幕僚，甘京婉言谢绝。魏禧对甘京的文章评价极高。自乾隆以来的老志上也记载有多处甘京撰写的“记”，而且篇幅都不小，比如《琴石山房记》、《通济桥记》等等。根据上甘《甘氏族谱》记载，康熙十二年(1673年)甘京还被邀请参与修撰《广昌县志》。
黄熙，民国《南丰县志•儒林》篇对他有比较详细的记载:“黄熙，字维缉，号倣园，自为童子至成名，小、大试悉中尺度，未尝有弃之者。顺治戊戌第进士，(康熙二年)癸卯(1663年)当谒选，以终养陈情得允，执贽约斋弟子。佩师训，尺寸不逾，旦夕书课，朔望相质证，笃信固执，日进于道，而欿然自以为不足。事亲孝，宛然婴孺子。居母丧方避乱山居，一夜火发，延烧数百家。熙伏母棺号恸，欲与具烬。火竟灭。邑行清丈，众推熙及封濬主其事。事竣，人莫敢以私，亦不忍以私欺之。熙于诗、古文不多作，作则深醇浑穆，望而知为有德之言而不入于腐。约斋卒，熙心丧，未期亦卒，年六十有二。同学私諡曰‘纯孝’。子国望、国垂简其日录，分为《事亲》、《守身》、《论学》各一卷，并所为诗文及杂录若干卷统曰《倣园遗稿》。国望，字远之，能世其学，亦及程山门。墓在十三都何竺峰”。从这段文字看，黄熙有孝行，规规矩矩做学问，行事严谨认真、一丝不苟，真正做到了以德服人。父子均追随谢文洊。黄熙虽然只比谢文洊小6岁，但是自入程山门后，对谢文洊执礼甚恭。在程山堂可谓 是兢兢业业，鞠躬尽瘁。师生情谊非常深厚，以至于“约斋卒，熙心丧，未期亦卒”。《程山年谱》记载髻山宋之盛在那次三山聚会后，也认为“先生(黄熙)论《识仁》一段话体认细微贴切，真得程子血脉”。
“曾曰都，字美，公既饩于庠，忽弃去，揭学田百亩还诸族。躬豆腐酿酒以自给。受业程山，其学务实体诸己，因自号‘体斋’。手书经史语录人文行谊关风化者，为有用录百余卷。程山易堂师友外不交一人，当事求一见不可得。约斋称之为狷。与黄熙、甘京、封濬、危龙光、汤其仁称‘程山六君子’云。葬镯巢”。这个是很有性格的人，他可以不要乡学的报酬，把百亩学田送还族人，而以做豆腐、酿酒维持生计。真“狷介之士”也。
民国《南丰县志•笃行》篇对封濬、危龙光、汤其仁也有记载:
“封濬，字禹成。父文举有隐德，艰于嗣，以邻人子为后，及濬兄弟生而为后者贻父忧，濬慰解而曲成之。父病笃，祈天请代。兄女孤，教嫁之如己女。少谢约斋五岁，事之为师。顺治(十一年)甲午(1654年)贡于雍。与黄熙同任邑中清丈，手书心记，无间日夜，獘（弊）为之绝。劳与谤胥集，濬弗辨，亦弗自以为功。彭躬蓭以出位为戒，遂自号曰‘位斋’。子嵉，字云峙，亦克绍其业”。门人梁份为其志墓。梁份何许人也？清代地理学家、文学家，著作颇丰，有《怀阁堂文集》被收入《四库全书》和《豫章丛书》。他先拜邵睿明为师，后从学魏禧。其文章、气节皆名重一时。《清史稿》对梁份的生平也有记载。梁份能自称“门人”，封濬的为人处世、学问如何就自不待言了。
“危龙光，字而为，号在园。顺治丙子(应为丙戌即1646年，因为顺治没有丙子这个干支纪年)籍诸生。年二十，名噪甚。有告以过者，虽厉辞无所忤。继母悍龙光，委曲承顺，化为慈。友于诸弟，周恤无厌斁。祖庙毁，倡建复其旧，祭产薄，设法广之。族有弗类之行，每相戒，无使龙光知。行‘吕氏乡约法’，朔日一举扬善罚恶，各有籍。约斋称其救恤患苦、排解纷难、强食弱肉者抶而抑之。然其本在清洁自好，无 忮求意，故能化行于乡，有感而无怨”。危龙光是个孝心可嘉、扶危济困、惩恶扬善的君子，故能得到谢文洊的称许。
“汤其仁，字长人，号密斋，岁贡生。留心经世利物事，江藩追征脚号，官民交困，其仁因魏和公达总制上疏得免征。居家作‘敦睦会’，又作‘植寡成孤会’。朔望聚子侄讲先正（政）格言，劝善纠过，闾里化之。著有《四书》、《切问》、《省克堂集》”。这是个有文化、懂经济、尊先贤、与人为善的乡贤。
在“程山六君子”中，谢文洊与甘京的关系最为密切，交往也比较早。《程山年谱》就有他们从(顺治)四年(1647年)开始不断交往的记载。《谢程山集》开篇之作就是甘京撰写的4000余字的《亲灸录》。
谢文洊与“程山六君子”之间的关系由朋友、同事的平辈关系转变为师生的关系以后，就没中断过,直到谢文洊逝世。“程山六君子”追随谢文洊可谓是“至死不渝”。以致黄熙“约斋卒，熙心丧，未期亦卒”。逾年，甘京卒。《谢程山集》有记:“康熙二十有二年(1683年)夏六月，门人甘京卒”。
“程山六君子”在谢文洊逝世后，还参与了《中庸切己录》、《读易绪言》、《日录》、《程山遗书》等书的编纂。
“程山七子”与“程山六君子”的“学历”都不高，除了黄熙是进士以外，其余的都是诸生。但是他们都属于当时南丰最有影响的文人。特别是谢文洊，以其博大深厚的理学底蕴、内敛敦厚的人格品德使人服膺，成为江右文学耸立的三山之首。《清史稿》载:“……髻山宋之盛过访谢文洊，遂邀易堂魏禧、彭任会程山，讲学旬余。于是皆推程山，谓其笃躬行，识道本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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