后来渐渐才知道，张伯驹先生的字，就是被刘海粟所誉之为“鸟羽体”书法。尤其是稍大一些的字，写得灵动飘逸，羽飞燕舞。然而就其线条的力度来看，则未免不足。古人形容书法的“奔雷坠石、飞鸟惊蛇”之类，不仅在姿态上，更讲究的是线条的势态与质感。至于这“鸟羽体”的最早出处何在，是否古已有之？则未见其详，似乎只是刘海粟对伯驹先生的评价。老刘还评论说：丛碧（张伯驹号）兄是当代文化高原上的一座峻峰。从他广袤的心胸，涌出了四条河流，那便是书画鉴藏、诗词、戏曲和书法。四种姐妹艺术互相沟通，又各具性格，堪称京剧老名士，艺苑真学人。
书画圈内许多人都知道，目空一切的刘海粟，是个不肯轻易说他人好的大师，尤其是对他的同时代人，但论起年小他二岁的张伯驹，却如此不吝赞辞，这也算是一个例外。
张伯驹自幼天性聪慧，七岁入私塾，九岁能写诗，享有“神童”之誉。由于其父张镇芳（实际上是他伯父，从小过继给他）与袁世凯是远亲的关系，，并由此进入军界。后因不满军阀混战，也懒于在功名上有所建树了，1927年起投身金融界，历任盐业银行总管理处稽核等。也就在此时，他开始对传统书画的鉴赏以及诗词戏剧的研究产生了浓厚兴趣，并着手于收藏古代书画名迹了。
虽说那时的张伯驹，家产雄厚，富可敌国，但他却和袁家公子不同，衣着朴素简单，从不穿绫罗绸缎，终年只是布衫一袭，且烟酒不沾，饮食也极为平淡。若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虽然很有腔调，但为人非常的低调。不过，张伯驹的骨子里还是有些孤傲和愤世嫉俗的，从性格的表现上就让人感觉他有点内向和清高，如是遇上话不投机，即便是宾客满座，他也会坐在一隅一言不发，用手一根一根地拔胡子，谁也不理。为此，有些朋友在背后就送了他一个“张大怪”的雅号。
我想在近百年的文化史上，无论是书法还是收藏，张伯驹恐怕也确实能担当这一“怪”了。
张伯驹的书法，初学钟王，后才以独具一格的行草体名世，我看了多幅“鸟羽体”的书法，都是伯驹先生晚年所书，也许是他晚年的变法独创。但有评论者撰文说张先生的“鸟羽体”书法高古纯朴，骨力内含，跳出了钟王之窠臼云云。恕我眼力不够，颇难苟同。我以为张伯驹先生的书法，虽然面目独创，然在笔力上，终觉有所不到，尤其在写大字时，则显力怯矣。而其一些小字题跋和日记手迹，还是透出他一些传统的笔墨功夫的。如我收藏的一封书札的字体，质朴典雅，醇古缜密，所谓张伯驹早年书法直取钟繇之《贺捷表》右军之《十七帖》，诚然不虚也。当然，对一位长年浸淫于古代一流书画真迹之中，其练就的高超眼力和识见是无可替代的。对于自己的书法，有认识，也有一定的自信。这里，我们从张伯驹题《宋蔡忠惠君谟自书诗册》中的一段话中，还是能读出一二的。他说：“余习书，四十岁前学右军十七帖，四十岁后学钟太傅楷书，殊呆滞乏韵。观此册始知忠惠为师右军而化之，余乃师古而不化者也。遂日摩挲玩味，盖取其貌必先取其神，不求其似而便有似处；取其貌不取其神，求其似而终不能似。余近日书法稍有进益，乃得力于忠惠此册。假使两百年后有鉴定家视余五十岁以前之书，必谓为劣迹矣。”
在此，至少是觉今是而昨非了。
